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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李其容：《九九消寒图》在我家的遭遇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在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原题
农历上一年中有个很重要日子——冬至。
许多事情都要在冬至这天进行。在杭州，冬至是一年中第二个重大扫墓的日子，是开始服用膏方的日子。每年这个日子杭州许多人就开始服用膏方，“冬天进补，秋日打虎”是也。二十多年来，对于我这个不爱锻炼的人来说，服膏方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唯一。
我们家，以前有着从冬至那日开始填写《九九消寒图》的雅趣。这个习俗在我家并不是一直延续的，而且，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动大人们填写的心境也随之不同。
在我的记忆里，1954年，我们全家搬到杭州居住，到了冬至这天，妈妈在白璧贴了四尺三开的熟宣一张，上面有父亲用双钩体端端正正写着的九个空心字“庭前枯柳珍重待春風”。每一个字都是九笔，九个字就有八十一笔。这就是所谓的“九九消寒图”——在冬至到立春的九九八十一天内，每天一笔，写完共需九九八十一天。从“伸不出手”的一九二九写到九九，便是“九尽桃花开”了。桃红柳绿，柳树也发芽了，沐浴在春风中。
这是从宫廷中传出来的玩意。据说在宫廷中，是让大臣们逐日描红填写一画，填写完九个字，便“九”尽春来。这《消寒图》传到了民间，就有了不一样的玩法：人们把每经过的一天，也就是每一笔，用不同的颜色涂抹之，以记录出当日的阴晴圆缺大雪雾霾。晴日用红色涂，阴天用绿色涂，雨天用黑色涂，雪天用白色涂，雾霾则涂以黄色。
如此一来，待九九八十一天涂遍，那幅字就变成五彩斑斓的了。以我童稚的眼光来看，一点也不好看！却不知，那时的妈妈正处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以最闲适的心情来填写的：患着200度高血压的她带薪休养，随着丈夫来到中国最美最宜家居住的城市杭州，在西湖边的房子里相夫教子，享受着做主妇的快乐。
1954、1955这两年冬至来临，妈妈就在贴着的《消寒图》上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用各种颜色填写着，快乐地记录着。此时她填写“庭前枯柳珍重待春風”的意义，只是期待冬去春来节令上的意义，很单纯。
1956年冬至的这一年我们是在北京过的，我记得没有填消寒图。大约妈妈没有心境。1956年的肃反，在被捕时那么英勇的他们，居然被怀疑，而且审查结论一直拖一直拖。妈妈是个性格温和而内心很急的人，熬不住这审查的煎熬，1957年春天就中风了，病倒了。
1957年、1958年、1959年的冬至好像家里也没有贴消寒图。
1957年爸爸被骗回杭州被斗，整他的人第一次把他当作右派分子上报了，报到省委。但第一次省委没有批下来，是因为当时的省长沙文汉有一定的权力，他的夫人陈修良曾是南京地下工作的负责人，间接知道我父亲的为人，知道他在被捕后没有出卖地下组织的任何同志，1956年秋，在我父亲去北京中央党校进修期间，她还到我家来看望过我妈妈。
况且，上报的所谓“反党罪行”都是一些牢骚话，而且牢骚发的时间是在肃反期间并不是在整风期间——要知道，反右反的是整风期间发牢骚的人，也就是上了“阳谋”当的人。然而，沙文汉与陈修良夫妻双双很快也被打成了右派，他们亦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保得住我父亲？1958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
大约是1959年，爸妈听说毛主席来了杭州。那些日子爸爸一直对妈妈说，他要在西湖边，等着主席的轿车通过便“拦马对词”。
我不晓得他用浓重的湖北口音所说的“拦马对词”究为何意，大约是来自一个典故吧，可能是某个人受了冤屈，在衙门申冤不成，才想到去拦皇帝的马让皇帝为他做主解除他的冤屈的故事。
我爸是艺术家，只有浪漫情怀没有政治头脑，实质上，这可能是最犯忌的方式：毛不就在他的文章里屡屡提过一句歇后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拦马与拉下马都是对皇帝的威胁与冒犯，冒犯者是要被千刀万剐的呀！
不知是我父亲没有等到“拦马对词”的机会呢，还是被妈妈劝阻了，总之，我只是听他说说而已（几十年后我看到他写这段设想的文字），并没有发生那样惊心动魄的行动。如果发生了，那么诸位就不会看到我的文字了。
尽管受冤枉，但爸爸和妈妈总觉得自己是被基层的“小人”整的，“上面”不知道。“上面”要是知道了，必定会为他们申冤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卷首，以上帝的口吻写着“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我爸妈一心想着被平反，被他们尊为上帝一样的人解救。
以这样的心情，1960年、1961年，他们又在家里张贴《九九消寒图》了。这回消寒图的内容不再是纯粹咏和风花雪夜，而是带有政治涵义的：他们这两株被摧残的枯柳在等待着、等待着，等待党组织的甄别。他们相信，党组织总会澄清他们的冤屈，他们总能获得解救，就像经过寒冬到了春天萌发嫩芽的枯柳一样。他们此时贴消寒图的心意我完全了解。
妈妈没有等到。她这株枯柳终于倒下了。在1962年7月。
1962年冬至，好像爸爸没有贴《消寒图》。
后来，他又贴了。是1963年贴的，还是1964年贴的，我记不清了，但1965年肯定是贴了——因为，1966年9月，同班同学来抄家时，这张消寒图正贴在墙壁上。
别的同学倒没有怎么注意，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省委秘书长的儿子）很警觉地问我：“‘庭前枯柳珍重待春風’？什么意思？右派想翻案吗？等机会吗？”
我慌忙解释：“这不过是一民间习俗，是九九寒天内记载气象的玩意，我们家每年冬至起就一直贴的，我从小就看到他们贴的，没有其他涵义。喏，你看，那红的一笔代表晴日，那绿的一笔代表阴天……”
那团支书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然而却没有再追究下去，谢天谢地。
不过，自打那年后，我家再不贴《九九消寒图》了。
外一篇
我家的相册经历了一些曲折，可以说这几本相册都有着它们的传奇经历。
现在，我的相册有几十本，而1966年我家有两本，不过，到我1970年下乡插队时，带了三本相册走。
爸爸妈妈因感情而结合，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家中的感情记忆，而相册往往是存放感情记忆的载体。
打我记事起，我家就有两个相册，一个是普通的那种，一页页都是黑色厚纸，上面粘着一张张不大的照片。那时候一般人家（指照得起照片的一般人家，不晓得是不是占全中国的1%），拍三寸以上的照片很稀罕。三寸照相当于我们现在五寸彩照那么大，大多数人拍的都是一寸、两寸的。哦，也有拍三寸的，大抵是全家福那种，全家十来口人挤在那一张略大的照片中，每个脑壳约莫只有指甲大小。
有照相簿的人家也为数不多，大多数人家会把家中有数的一二十张照片仔细地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玻璃框内，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木框长约有一市尺。
记得我家那个黑纸本的相册，里面放着父母的长辈，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父母年轻时的照片。也有他们美专里的同学、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放了一张120（6×6）的照片，是一只熊猫。爸爸告诉我，那是解放前赠送给外国的大熊猫，是我国第一只外赠的大熊猫。可惜那张熊猫照被父亲后来“精简”掉了，要不留在现在该多好，又会成为我博客中的有趣题材。
可能是这本相册贴完了，父亲又弄了一本新相册。
我之所以说“弄”而不说“买”，是因为这本相册不是正式相册，是父亲用报贴本替代的。里面都是解放后所拍的照片——有我家三人及我们亲属的，也有父母的同事朋友的。
报贴本以淡青灰色的厚纸为一页页的，红色的外壳。
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用报贴本代替相册，直到前些日子，也就是半年前我才想明白：因为浅色纸上可以写字。
一张张照片下，父亲用草体字写着何年何月何地拍，或者何人。
父亲是个喜欢记录一切的人。
父亲贴在相册上的相片还有一个特点：他认为是坏人或他不喜欢的人，他会画上××，或干脆把其脑袋涂掉或剪掉，算是“爱憎分明”罢。到了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照相簿里原本好好的一张合影，被他剪得支离破碎的，这种没有历史观念的做法，令我啼笑皆非：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和形象资料就被他的这种任性毁灭掉了。
到了1962年，两本相册中的许多张照片被撕了下来，重新归纳过了。
爸爸买了一个新相册，把妈妈一生的照片按她的岁数大小贴在一页页的相册纸上。
妈妈的一生……是的，1962年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她46岁。
浅赭石色的硬壳封面，黑色的一页页厚纸。每张照片下爸爸再也没有兴致写上什么，只是在白色的扉页上用爨宝子体书写了“魂兮归来”四个铜钱大的字，在“魂兮归来”的下面，贴着妈妈的二寸遗像。妈妈的这张遗像已经在她去世两个月后被放大到十六寸挂在房间的墙壁上。那天，放大的这张照片被取回来后，爸爸抱着照片恸哭了一顿。
妈妈中风后，半身不遂，嘴角有点歪
剩下的两本相册，爸爸去掉硬壳封皮，随便地合订为一本。
这么着，在1966年之前，我家一直是两本相册，但1962年之前的两本跟1962年之后的两本是不一样的。
话说就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与其说，是文化大革命，还不如说文化被“革命掉了”来得恰当。
一切含有真正文化价值的东西都被毁了……从大里说，古代石窟造像（杭州的“石屋洞”）、佛经（杭州“净寺”寺的数千卷佛经以及佛经版本）以及藏在民间的千万件古董，从小里说……连我们家的这几本相册亦概莫能免。
1966年10月，班上同学来抄家，把抄走的书装了两大麻袋不说，还抄走了我家的古代绘画（费晓楼的工笔仕女册页数十张）古代画册（清代线装本，风俗画，描画传统社会各行各业的劳作，绘画风格类似于古代小说线装本的人物白描绣像，十分有趣）。
抄家后的第二天，10月7日，班上的某个女红卫兵要我亲手把这些古画、古书投到火堆中，以示“破四旧”，至于那两大麻袋的书，他们拿去回炉造纸浆了。
这位女红卫兵的父亲是部队转业的，解放战争时期当兵打到南方来，在杭州当了干部。由于没有文化，所以级别不高，大概是某厂的领导吧。
我很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是文物，你们可以送到博物馆或图书馆！不能烧！”
由于我的“抗拒”，第二天被这个女生指使初中部的红卫兵小鬼毒打了我一顿。晚上被扣在学校里毒打，之后还被关了一星期。在被关在学校的期间，这些小鬼到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不是形容，他们稀里哗啦把我家的古瓷花瓶、咖啡具、热水瓶、所有的碗杯都砸了。
我童年时期的日记连同这两本相册，不晓得是哪次被抄走的……是同班同学抄的，还是这些小鬼头抄的，总之，抄走后就放在他们红卫兵办公室里，杭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浙大附中办公室。
被抄家后，我不仅为失去了心爱的小说《船长与大尉》而流泪，而且也惋惜这两本记载家庭半个世纪留痕的照相册，我以为我永远看不到这些珍贵的影像了，看不到妈妈留给我的面容了……
过了一阵子，杭州起了造反派组织跟红卫兵对着干，于是，某一天，浙大的造反派组织打败了浙大附中红卫兵并抄了浙大附中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办公室，把里面的全部东西都搞到浙大造反派办公室里了。
在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的某一天，突然有人给我捎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大概是这几句话：“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些相册和几本日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记得还挺有意思……我想，你一定很记挂这些日记和相册吧，你可以来取。”可惜，这张字条我没有留下来。
原来，这些相册和日记落到了浙江大学一个什么“战斗队”的手里，在一个办公室里，写纸条的是浙大某学生。
于是我去取了，但并没有碰到这个好心人。
照相册的故事还没有完。
1969年，父亲等右派被美院造反派允许可以回家住。对着失而复得的两本照相册，父亲在感慨之余，开始整理那两本被“合订”的相册，买了一本深蓝色硬封皮的照相册，动手把自己的有关相片贴上去。同时我亦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本当年比较时新的活页照相册，封面是长白山天池的秋景。
这么着，到1970年我插队落户之前，我家有了三本相册：妈妈的，爸爸的，我的。
1970年5月我回老家插队。
当然我不会跟这些伤害过我的同学们一起插队，同时我也不喜欢去兵团，怕集体生活受约束、不自由。爸爸给我联系了应城老家的叔叔。
四叔是县里供销社的采购，他的家眷是农村户口，住在乡下。
5月的湖北，是雨季。
跟杭州虽暴雨如注而不会使房屋受淹不同，我去老家才住了一星期，只下了一个夜晚的暴雨，就使得河水慢慢上溢，越涨越高，到了上午，洪水已溢到临河的我们村子里了，街上（我们这个村子叫“新街”）土坯房眼看摇摇欲坠了。
15年后，我在田店新街
河水连同猪圈粪池里的污物混在了一起，但此时我顾不得干净还是脏了，逃命要紧。婶婶让大我一岁的堂哥带我往附近地势较高的塆子里跑，堂哥叫我拣要紧的东西带了走。他一手抱着周岁大的儿子，让我挽着他的另一条臂膀。
我其他什么值钱的都没有拿，如大皮箱里的钱包，只赶紧把这三本相册放在背包里，抓住堂哥的胳膊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慢慢涨起的水里往附近的山岗上走。
大水一直涨到我的胸口。
到了山岗上不久，只见“轰”的一声，我所住的房子坍塌了，接着又是“轰”“轰”几声那一条街的房子全都塌了，因为那全是些泥屋子，是用稻田里挖出来的泥砖坯做墙的。没有烧制过的泥砖坯。
在房子坍塌之前，从城里赶来的四叔让人划着船，把家中所有能搬动的物件都运到这地势高的塆子里来了，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大皮箱。这两口宽一米、深半米的大皮箱，还是外婆的嫁妆，后来给了我妈。爸爸之所以让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放到箱子里带下乡来，是因为那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怕“苏修”开战，要轰炸城市，杭州那几年挖了好些中用不中用的防空洞就是为了“备战”。
爸爸始料未及的是：两个大箱子若在杭州城，倒用不着“备战”，一点儿风险也没有，然而运到乡下来却险险乎“备荒”不成、被大水吞噬了。
叔叔把家里的东西运到这个塆子里后，就带着我观看大水被淹的景象。想不到历来一脸肃容的四叔竟幽默地对我说：“其容，你看看那一片像不像杭州西湖呀？”
四叔去过杭州。
果然像。
那一个个村子，湖北人称“塆子”的村子被大水淹没后，露出水面的只是村子周围栽种的柳树，远看过去，像极了西湖中的岛屿“三潭印月”与“湖心亭”。
回顾走过的七十余年，我觉得自己做过最“英明”的两件事是：
第一，文革中我没有烧毁一张纸片，我曾说：“被抄走，那是天意；自己毁掉，以后会后悔的。”看来老天也同情我，让被抄走的相册、日记都回转来。
第二，在水灾中，我不看重物质上的"值钱货”，只看重精神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几十年后，大约是九十年代，看到有这种可以黏贴的新式相册，就花40元买了送父亲，大概是生日礼物。
但没想到过了二十年，这种新品种的相册粘胶涂层变色、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污渍，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品相，还不如那种老式的黑纸相册呢。
这本送父亲的相册，他把自己的一生照片与我妈的一生照片分开来放——从相册开头到中间是我妈的一生，相册尾部到中间是他的一生。
上面是父亲直接从妈妈的那本相册里撕下来的黑厚纸相册页。
妈妈的亲友与同学们
这是父亲直接从妈妈的那本相册里撕下来的黑厚纸相册页。
这是父亲直接从自己那本相册里撕下来的黑厚纸相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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